过去的两年里，从西南到华北到华东，农田龟裂、作物绝收的画面，总是在冬春之季登上媒体的头条，牵动国人的神经。

　　数据揭示了旱灾背后的残酷现实：西南大旱5000万人受灾，直接经济损失190亿，河北、江苏8省大旱，9936万亩小麦受灾……

　　国家决策层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：2009年，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方案正式启动，同样是这一年，水利部宣称，要在3年内完成30多个省区6240座水库的除险加固；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，首次聚集水利，并将土地收入金的10%“强行”划归为水利建设资金——在今后的10年里，累加投资将达到4万亿。

　　4万亿，多么熟悉的一个数字！

　　有人为此欣喜，是因为它彰显了中央治水的决心，关系农业命脉和农民福祉的农田水利重回国家决策的视野。

　　有人为此忧虑，是因为资金的筹集和分配机制尚属空文，它关乎决策成败，决定了4万亿投资是将在干涸的土地上滋润出绿苗，还是悄无声息地渗进纵横交织的龟裂中。

　　也有人冷静旁观，转身扎进田间地头，继续在基层组织、农民和市场化中寻找新的治水路径。

　　这也并非是个简单的事儿。基础组织历经冲击，早已无力组织水利；市场化改革持续数十年，有所建树，却无法独自担当；农民的一只脚仍踩在依靠传统维系的乡村，另一只脚则踏入了自由化的城市。农村水利的第三条道路在哪，至今无人能给出明确答案。

　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富强盛世，我们可以轻易撬动一个又一个的4万亿，去拯救国企、拉动内需，甚至投资农村水利。

　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，旧的早已被打破，新的至今未树立，我们越来越有钱，却越来越不确定该如何去花钱。

　　4万亿将带来什么？是一个即将开启的新局面，还是大水漫过荒沙的轮回？

　　10年，4万亿！

　　2011年1月30日，本年度中央一号文件——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》全文正式发布。之前广泛流传的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%用于农田水利建设”的消息成为现实，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，今后10年社会水利投资总额将达到4万亿。

　　数据让人振奋，同时也引发更多疑问。比如，钱从哪来？又到哪去？

　　前者无先例可考，至今最“明确”答案来自水利部部长陈雷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关于10%土地出让金如何利用，“有关部门正在细化、实化有关实施方案”。至于东西部土地出让金差距如何调配，“水利部正在研究一个统筹的问题，看能不能在中央的层面出台一个政策，统筹用好这笔资金。”

　　后者并不陌生，却依然是个问题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钱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？

　　“问题不光是投入，

　　更重要的是如何投入”

　　2005年，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申端锋在湖北农村调研时，曾遇到这么一件事：

　　县里拨下来一笔水利资金，村民们可以选择这笔钱的用途。一是用来修整小水库和引水渠，这个选择的好处在于，可以把水库和农田间废旧的引水路径疏通，应对即将到来的旱季。但是需要各户出劳力，并平摊一部分资金缺口。

　　二是以奖励的方式，把钱分给愿意打机井的农户。这符合国家鼓励农民自修水利的政策，但受益的似乎只是少数人。这也是申端锋和他的研究团队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因为机井的抗旱能力远不如水库，而且会破坏地下水资源，导致“地下水越抽越少，机井越打越深”的恶性循环。

　　村民们协商几天几夜的结果是，选择后者。钱很快到位，这个村子也成了上级部门扶持农民抗旱的宣传典型。结果第二年春天大旱，原本可指望的堰塘中无水，大部分农田无法及时插秧。

　　这个故事的延展是，“政府以奖代补、机井遍地开花”的局面，在之后的几年里遭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，“华北地区地下水枯竭已经相当严重了，就连水源充足的江汉平原，也因为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，导致干旱的成灾率提高。”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罗兴佐说。

　　申端锋在很多场合提及这个故事，也是试图引起人们对农村水利投入方式的警惕，“问题不光是投入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投入。”